知青如何与父亲和解,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与90年代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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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0-22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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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0-23 05:37
《启蒙时代》的命名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人认为它过于大胆，不符合常规理解。在一般观念中，“启蒙”是文革结束后八十年代才开始的，而王安忆将文革时期（小说中主要是1968、69年）定义为启蒙时代，这包含着怎样的历史判断呢？王安忆并非将文革简单地视为对革命的否定，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激进革命和世俗理性进行了综合，实现了双重的批判和超越。这种启蒙意味着革命最初承诺的理想在市民生活领域内的感性显现。
在《启蒙时代》中，王安忆实现了创作上的突破，跳出了主流观念的陷阱，重新打开了个人经验通向历史的途径。这部作品被视为王安忆最具历史深度的一次写作，也是真正对个人生活经验进行升华的写作。
《启蒙时代》让我们重新理解了革命与自然人性或欲望的关系。革命的目的正是为了生活，甚至欲望的解放与自由。革命所要反抗的现实不平等正是物质性的社会分配上的不平等，包括欲望权利的不平等，这正是革命的现实基础和强大社会动员力量的来源。
革命的激进性表现在，将不得已的禁欲化的阶段固定化、理念化和神圣化，以至最后完全抽空了肉身。当这样的激进革命走到顶点，也就难以为继。为了掩饰这种困窘，同时为了维护后革命时代逐渐失去理想性的权力秩序和新的利益格局，体制愈发变本加厉地热衷于空洞的道德仪式，这就走向了西方中世纪末期式的虚伪。
需要指出的是，欲望在八十年代初曾扮演过非常积极的反抗性角色，在文化领域内，欲望象征着反辖域化的政治力量，是解放性的化身。从早期对爱情的呼吁，到随后对性欲望的张扬，欲望一直具有精神的内涵和人性的深度。
在某种意义上说，《启蒙时代》继承了八十年代真正革命性的那部分精神遗产，而这种启蒙精神的种子正是六十年代埋下的。
《启蒙时代》着重要处理的正是“革命”与“小市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其中一般读者都能清晰发现的一条线索是：在激进革命陷入危机并退潮之时，理念化的革命者“红卫兵”们开始重新面对市民生活的意义，既带着情感的排斥，又禁不住它的诱惑，最后，在作为革命“对立面”的“小市民”生活中领会到了合理性和价值，从而走向新的思想的综合与哲学的统一，由此也走向了心智的成熟，达到了“文质彬彬”。
但是，这只是小说的一条线索，同样重要的还有另一面，即小说对市民生活的有所保留和含蓄的批判。这是一条潜在的线索。在我看来，如果读完小说，读者们过于轻易地得出结论，以为这部小说只是要对市民生活进行历史的加冕和全面肯定，以市民生活的最终胜利完成对革命历史的审判，我不得不说，那将是一个根本性误会。
这种内容最鲜明地呈现在对阿明（何向明）的书写上。作为南昌等的同代人，阿明并不算是红卫兵，他始终远离政治潮流，似乎也没有什么政治热情。不像南昌们出身革干家庭，阿明世代出身小市民阶层，他的生活视野和生命哲学甚至审美情趣都打上了南方市井生活的深深烙印。
由此可以看出王安忆比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启蒙及种种“市民社会”理论和“民间论”高明的地方，她在革命与民间的紧张关系中来理解新启蒙的意义。既看到了市民生活的意义，又看到了市民生活的局限，因而需要更高的可能性来超越，而那正是革命理想的本义和初心。
在小说中，南昌是真正激进化的革命理念的代表，所以小说以他为主视点来结构故事，在他身上，自我启蒙的戏剧冲突最紧张和剧烈。南昌的内心冲突，也是自我启蒙的障碍，主要有两种外在表现形式，一是和市民生活的冲突，二是和“革命父亲”的矛盾。
南昌自以为继承了父辈的革命，具有正统意识和政治优越感，但在继续革命的激进化视野中，父辈已经保守、落伍甚至反动了，尤其是当父辈被宣布后“托派”之后。南昌们的革命是理念领域内的推演，这和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
这条隐含的线索，其实构成了“红二代”们走向启蒙的另一种基因，李卓然之所以从沉迷《资本论》等马列原典的理念式革命，率先完成自我批判，走向更广阔和真实的物质生活，并勇敢地迎接它的挑战，大概是因为“姑母”的传身教。
但是，在南昌身上，因为缺乏这种有效地传导，和解要艰难得多。
在南昌眼中，父亲是落后的，和旧世界扯不清关系，何况还有暧昧的小资产阶级出身和情感趣味。虽然他站在理念的制高点上，要求父亲改造世界观，但他无时不心虚地感受到父亲丰厚的阅历和经验的压力。
《启蒙时代》富于历史洞见和敏锐的观察与体悟。但也应该看到，王安忆多少还是把民间生活本质化了，从而隐隐约约地把革命与市民生活对立了起来，作为一种写作策略，这也许是必要的，但是，观念的陷阱同样需要警觉。
从这一意义上，六十年代的革命只是政治自觉化了的日常生活，正如九十年代的市民生活是非政治化的日常生活一样。
关于“文革”的启蒙，还有另一种叙述，林伟然在《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1990年，李玉华中译本，未刊行）中说：“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暴力行为既不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也不是这场运动的主要特点。”
或许，我们还可以批评王安忆对“文革”的社会性冲突缺乏结构性的把握，对红二代的“红卫兵”的书写也过于单面了，并没有在一种社会生活的总体性中来呈现他们的多种分化，以及不同的政治诉求，多种社会角色，对他们的复杂面相有所忽略。
也许，王安忆正是试图对这一群人，或一代人做出辩护，所以，她采取了这种心理剧的形式，让南昌们沉浸在内心生活中，在内心独语和对白中复盘了这段惊心动魄的成长史和启蒙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