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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春时节,作者边芹偷得一个下午,前往雨花台,行至后山景区,见到杨邦义剖心处。四周春色浓郁,万籁俱寂,人迹罕至。四周花香草熏,似乎只有花香草香徘徊不去,犹忆故人。风雨合谋将石碑洗刷成灰黑一块,斑驳不清的石面映出了时间追逼中的挣扎和无奈。杨邦义,南宋建炎三年在城破主逃之际,誓不降金,被金兀术剖腹掏心,逝于雨花台东岗,时年44岁。乾隆年间为杨邦义那颗心追加过一块碑,之后再无人为悲愤九百年的铁心孤魂题诗作赋。
在今人眼中,江西吉水人杨邦义可能被视为“历史傻瓜”,“宁为赵氏鬼,不做他邦臣”的执着与“活下去”相比,或许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然而,“人活一世为了什么”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如今已鲜有人提及。活着日益与享受并列,意义之类就显得多余,快乐几乎扫清了所有的人生目标。如今的人生仿佛是通向颓废的单行道,上无意义下无逃路,堕落便成了唯一的出口。
“行尸走肉”这个词过去一直与无意义的人生并提,活一辈子不过一块肉,从细胞之生到细胞之死,有长达一百年的,也有短至几小时的,若从蛋白质的角度看,长短也没有意义。于是意义就渐渐从人生菜盘上消失了,既然那盘里不过是一块肉,生死之间就只是腐烂的过程和对保鲜的追逐。虚无的人生仿佛是通向颓废的单行道,上无意义下无逃路,堕落便成了唯一的出口,那简直就像偷了一把钥匙打开狱门,狂奔出去却发现门外是一望无边的荒漠。
生之宏大和随之承载的荣华富贵究竟有没有边界?在生与死之间到底有什么他人难以参悟的东西只留给了“历史傻瓜”?养尊处优的人生要到某个关口,才能体味活着的意义不是知道为什么而活,而是知道为什么而死,这个分岔口为腐烂和保鲜赋予了其本不具有的意义。在知道为什么而活和知道为什么而死的人之间有一条界河,历史在这界河两边穿梭着,宛如缝缀着人类的伤口,那针线一次次失落于只知为什么而活的人之手,又被看清为什么而死的人力挽狂澜。我是在沟通界河两边的独木桥上,看到那些只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将满腹才情变成雕虫小技,以及那些知道为什么而死的人将雕虫小技化做伟大的宣言。
这时候,一扇连接白昼和黑夜的门打开了,你看见那充满寒气、没有路的路上走着“历史傻瓜”的长长队列,那些在血光四溅的历史审判台上出生入死的“傻瓜”踽踽而行,千呼万唤不回头,那长长的队列通向常人难以企及的路口,只有走进这道历史夹缝的人才能窥见死的意义。你追过去,以为可以问到答案,他们站在界河那边摆着手说,死是没有答案的,每个人都只能自己找到路口。那是人格与历史在一个交叉点的碰撞,那是天崩地裂前比他人先感到了逃脱的无意义而去追逐落地前一秒的玻璃球,那是屈原式的投江、岳飞式的赴汤蹈火、辛弃疾式的绝望、文天祥式的视死如归、史可法式的城亡与亡、林则徐式的引火烧身、杨靖宇式的肝脑涂地!
“你要来会我们吗?”界河那边嗡嗡地飘过来这句话。
“我是不是还不够傻?”
人群里风一般卷起一阵声音:
“你要什么?”
是啊,我忘了在生与死之间还有广阔的地带,时间的长度会更细地追讨活着的意义。在“为什么而生”和“为什么而死”之间,还有“你是什么”和“你要什么”的分野,而活着的意义不是知道“你是什么”而是知道“你要什么”。我在20年前碰到过两个人,那次萍水相逢让我看到“你要什么”悄悄地决定了“你是什么”。20世纪90年代初,一位驻联合国外交官的夫人带来一个女孩——浙江来的某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我们3个人一起去巴黎最大的百货商店。在电梯里,我问女孩:“数学硕士的头脑有什么打算?”她很干脆:“留下来。”“哪怕永远离开数字去餐馆洗碗?”我追问。她点头并把目光投向外交官夫人。此时我们已经走出电梯,眼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外交官夫人指着满堂财富反问我:“这还用问吗?”
在“历史傻瓜”与“历史聪明人”之间,只隔着一样东西,那就是活着的意义。然而那样的历史夹缝却不是人人可以钻入,有几人能看到活着的意义不是知道为什么而活而是知道为什么而死?又有几人能看到生之伟大的边界在哪里?站到那条边界上的人,才宁愿让人挖出胸膛里的那颗心,才会生出“身必死国家之难”的傻瓜念头和“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非分之想。
那天站在石碑前的我,瞬间穿越,见到了最后一刻揣着那颗心的杨邦义,问他:“你为什么不逃?”他反问我:“逃到哪里放得下这颗心?”
边芹,旅法女作家,作品《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带我去巴黎》。主要译著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和《广岛之恋》等。在《文汇报》副刊《笔会》撰写专栏“左岸碎语”。也常撰写影评。 边芹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很罕见的独立人格,既独立于东方的“御用文字”,亦独立于西方的“征服文化”。边芹的文笔优美醇厚,善用独特的象征和隐喻,文章有一种神秘的质感。丈夫是著名记者郑若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