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和华夏还有小康"这几个词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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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6-01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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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6-01 17:30
华夏”---------中华民族
古人的说法见诸于《左传》、《孟子》、《说文解字》等古籍中,是将“华”、“夏”作为中原,“夷”、“裔”作为四方,相对而言。
现代人的观点有两二种:
第一种认为,“华夏”是民族的名称。
这种观点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我国古代以“夏”为族名。“夏”这个名词则由“夏水”而得。通常所说:“华夏族定居在华山之周,夏水之旁,故而得名。”
另一种说法认为,华夏实际上历史上夏族的一个分支。古老的夏族曾生活在甘肃、河南、山西一带,后来这个民族不断向四处迁徒,逐渐形成“东夏”、“西夏”、“大夏”三部分,后来大夏变为夏族的总称,也是夏族的美称。
第二种观点认为“华夏”是地域文化概念。这种观点分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以文化高低定名。文化高的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民族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反之,“中国”以外的四方的文化低的地区和民族,就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后来华夏不断壮大,凡是接受华夏文化的各个民族,大都纳入了传统华夏族的范畴,华夏成为中华民族的称号了。
另一种说法认为,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大致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后来,黄帝兼并了炎帝部落,又统一了其它各部,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华夏集团也因其连续的胜利,巩固了自已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古老的代表。
总之,“华夏”名称之解并未结束。
“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很劳苦,应该让他们稍得安宁。后世人们把家庭稍有余财,可以安然度日,称为小康。把小康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出自西汉的《礼记·礼运》。在这里,“小康”是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指的是人民富裕安康的社会局面。
中华一词,大约在魏晋时即已出现,南北钥已普遍使用。《晋书·刘乔传》记载刘弘上表给晋惠帝,表文中有: “今边睡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抒轴之困。《晋书·陈频传》记载颓于东晋初上书给王导,说: “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肝……”,这里以“中华”对“边睡”,是指郡县地区与全阂而言。至南北朝,裴松之在《三国志·蜀志.谙葛亮传》注中评论说:“若使(亮)游步中华,骋其龙文”,必不出省操诸谋士之下。这里是以中华称中原地区。 《魏书·韩显宗传》记载显完上书魏孝文帝说: “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戎狄”,自居中华正统而斥江南朝廷为“南伪”了。总之,中华一词,是由中国与华夏二名复合而成,
其含义在古代与中国一词相当,在许多场合是同义民论地域主要是指中原,扩而大之,及于王朝直接管辖的郡县地区;论民族,一般指汉人;中华又是文化概念,一般是指古人所称“礼乐冠第”的中原文化。
“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很劳苦,应该让他们稍得安宁。后世人们把家庭稍有余财,可以安然度日,称为小康。把小康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出自西汉的《礼记·礼运》。在这里,“小康”是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指的是人民富裕安康的社会局面。
回答者:suifengljt - 助理 二级 10-16 20:09
1。中华:
大约在5000年前,当中华民族开始形成时,其族称为“华”。汉朝以后,开始出现“中华”的族称。至19世纪末,作为近代民族学术语的“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也应运而生。虽然“华”、“中华”、“中华民族”这些族称之间小有差异,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即指定居于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
2。特指“中华民族”的中华:
近代以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
“华”肇始于中国历史上五帝时代之最后一帝舜的名字“华”。“五帝”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部落联盟时代。五帝时代的“帝”即部落联盟首领。“舜”是谥号,即死后所进的尊号。《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有虞氏”最初是舜所在部落的名称。“虞”本是帝尧时掌山之官,即部落联盟中负责管理山林及山林中鸟兽的部落世袭公职名称。中国上古有“以官为氏”的习俗,即以其在部落联盟中所担任的公职名称为部落名称,故称其部落为“虞”或“有虞氏”。在虞帝舜时,部落联盟向民族和国家发展。“虞”或“有虞氏”因此演变为朝代名称,如同夏后氏之称为夏朝。按先秦文献记载,有虞氏是中国历史上先于夏朝的第一个朝代,虽然这个朝代还带有若干部落联盟的痕迹。中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史书《尚书》,即以《虞书》为开篇。
3。华夏:
[1]历史:相传,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古时候,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自称“华夏”,或简称“华”、“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失华夏”。唐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连起来的确是个美好的词。“华夏”所指即为中原诸侯,也是汉族前身的称谓,所以“华夏”至今仍为中国的别称。
[2]地域:“华夏”是地域文化概念。这种观点分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以文化高低定名。文化高的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民族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反之,“中国”以外的四方的文化低的地区和民族,就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后来华夏不断壮大,凡是接受华夏文化的各个民族,大都纳入了传统华夏族的范畴,华夏成为中华民族的称号了。
另一种说法认为,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大致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后来,黄帝兼并了炎帝部落,又统一了其它各部,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华夏集团也因其连续的胜利,巩固了自已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古老的代表。
另一种说法认为,华夏实际上历史上夏族的一个分支。古老的夏族曾生活在甘肃、河南、山西一带,后来这个民族不断向四处迁徒,逐渐形成“东夏”、“西夏”、“大夏”三部分,后来大夏变为夏族的总称,也是夏族的美称。
4。小康:
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我国最古老的诗歌经典《诗经》中:“民亦劳动止,汔可小康”。这是“小康”一词在中国文化中第一次出现。《辞海》中,“小康:指家庭生活比较宽裕,可以安然度日。”
“小康”的引入:是邓小平首先用“小康”来诠注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实际勾画了中国1980年到21世纪中叶的发展道路,不仅预言了中国发展所能实现的目标,还确定了分步实施步骤,十六大报告对于今后20年的描绘,正是根据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把他的规划的第三步加以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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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6-01 17:36
华夏”中中华民族的称号。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56个民族,统称为“华夏民族”。 中国人都以“华夏民族”、“华夏子孙”为荣。
究竟这个习以为常的名称,如何得来?作为一谜,古往今来,却有种种说法。
古人的说法见诸于《左传》、《孟子》、《说文解字》等古籍中,是将“华”、“夏”作为中原,“夷”、“裔”作为四方,相对而言。
现代人的观点有两二种:
第一种认为,“华夏”是民族的名称。
这种观点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我国古代以“夏”为族名。“夏”这个名词则由“夏水”而得。通常所说:“华夏族定居在华山之周,夏水之旁,故而得名。”
另一种说法认为,华夏实际上历史上夏族的一个分支。古老的夏族曾生活在甘肃、河南、山西一带,后来这个民族不断向四处迁徒,逐渐形成“东夏”、“西夏”、“大夏”三部分,后来大夏变为夏族的总称,也是夏族的美称。
第二种观点认为“华夏”是地域文化概念。这种观点分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以文化高低定名。文化高的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民族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反之,“中国”以外的四方的文化低的地区和民族,就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后来华夏不断壮大,凡是接受华夏文化的各个民族,大都纳入了传统华夏族的范畴,华夏成为中华民族的称号了。
另一种说法认为,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大致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后来,黄帝兼并了炎帝部落,又统一了其它各部,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华夏集团也因其连续的胜利,巩固了自已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古老的代表。
总之,“华夏”名称之解并未结束。
“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很劳苦,应该让他们稍得安宁。后世人们把家庭稍有余财,可以安然度日,称为小康。把小康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出自西汉的《礼记·礼运》。在这里,“小康”是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指的是人民富裕安康的社会局面。
中华一词,大约在魏晋时即已出现,南北钥已普遍使用。《晋书·刘乔传》记载刘弘上表给晋惠帝,表文中有: “今边睡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抒轴之困。《晋书·陈频传》记载颓于东晋初上书给王导,说: “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肝……”,这里以“中华”对“边睡”,是指郡县地区与全阂而言。至南北朝,裴松之在《三国志·蜀志.谙葛亮传》注中评论说:“若使(亮)游步中华,骋其龙文”,必不出省操诸谋士之下。这里是以中华称中原地区。 《魏书·韩显宗传》记载显完上书魏孝文帝说: “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戎狄”,自居中华正统而斥江南朝廷为“南伪”了。总之,中华一词,是由中国与华夏二名复合而成,
其含义在古代与中国一词相当,在许多场合是同义民论地域主要是指中原,扩而大之,及于王朝直接管辖的郡县地区;论民族,一般指汉人;中华又是文化概念,一般是指古人所称“礼乐冠第”的中原文化。
“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很劳苦,应该让他们稍得安宁。后世人们把家庭稍有余财,可以安然度日,称为小康。把小康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出自西汉的《礼记·礼运》。在这里,“小康”是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指的是人民富裕安康的社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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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6-01 17:37
我是乌蒙流浪者,一名普通教师,一个曾经的支教志愿者。五年前,和你们一样,我曾经因为扶贫支教而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但我最终选择放弃仕途,回到了三尺讲台,回到了偏远的山村学校,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坚信教育是这个尘世中最后一片净土。随后的日子里,我一次又一次地离开繁华都市到遥远的山村学校支教,去体味一名教师单纯的快乐和中国教育的点滴进步,但不幸的是,我感悟更多的是中国教育沾满尘灰的现状。对于教育,我也许没有你们所拥有的高深的,让人费解的理论,但我坚信,在中国最贫穷的山村学校持续四年的支教生活以及我对山村教育进行的不间断的调查报告,我比你们更了解教育的真实现状,我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事例都是在偏远山村真实发生的,如果可能的话,我可以将我的山村教育调查报告(也是我的支教日记)提供给你们作为参考,让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五六年来教育界触目惊心的变化,但你们能坦然在面对吗?能实事求是地对教育的现状进行反思吗?说实话,当你们宣称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时候,作为一名在教育第一线的教师,我感到震惊,当你们宣称我们的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时候,我感到透心的冰凉。在贵州山区支教这么多年,我亲眼目睹了山村教育在形式主义的侵蚀下步步下滑的现状,功利主义,形式主义和虚假主义让我们的基础教育遭受伤害,也让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大规模,高收费的外衣下有其名而无其实,披上了一层华丽的,薄如蝉翼的金缕玉衣,而它的背后,则是难以数计的寒门学子的苦与泪。
今天,我不想说我眼中的山村教育的现状,我想说的是高等教育的高收费和产业化以及这种产业化对山村基础教育所造成的难以弥补的伤害。是的,山村学生的高辍学率主要原因是贫穷,但我更想这样说,现在山村学生的高辍学率是因为“恐惧”,对大学天价学费的“恐惧”,对背负一屁股债完成大学学业却无法在毕业后找到工作的“恐惧”,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恐惧”,导致贫困山区的辍学率越来越高,无数的山里孩子连小学都没读完就外出打工,超过70%的学初中学生放弃了高中阶段的学习。我们都很清楚,现在的大学校园里的农村大学生比例越来越低了,是的,我相信,在现实的高等教育制度下,大学校园里的农村学子会越来越少,因为绝大部分农村孩子在高中阶段,初中阶段甚至小学阶段就被未来大学的天价费用吓退了,他们可能连温饱问题都尚未解决,当然就没有资格保留读大学这样奢侈的梦想。
五年前,我曾经以“知识改变命运”这样的话语去激励我的山里学生,但我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的教育体制下,知识或许改变不了山里孩子的命运,辍学打工或许是最适合那些极度贫寒的山里学生最好的生存出路。你们闻到了飘浮在大学校园上空那股愈来愈浓的铜臭味吗?美丽的大学校园不再是求知的乐园,她的圣洁早就被高昂的收费和低劣的质量玷污得无影无踪了。支教的日子里,我目睹过山里孩子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挂在眼角的泪水,目睹过苦难深重的山村父老喜极而泣的表情,为了能让孩子读书,他们不得不变卖微薄的家产,甚至借高利贷!破败的草屋是他们的栖身之所,土豆是他们一年的主粮,他们难得吃上新鲜肉,他们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些景象你们见过吗?你们相信吗?也许你们不相信,因为你们一辈子也难以涉足如此偏远贫寒的山村,你们不会了解到高等教育产业化给百姓带来的苦痛。即便某一天你们决定要到贫困山区去看一看,你们所看到的也大都是经过粉饰的虚假景象,你们绝对不可能看到真实的教育以及真实教育下普通百姓的悲伤苦痛。大学,曾经是山村父老和山里孩子的美丽梦想,但现在,它竟会成为山里乡亲和山里孩子生命的绞索(贫寒学生或者他们的父母因为无法筹积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几乎每年都有发生。)的确,我们的大学教育是足够繁盛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学生人数,可是,我们想过没有,这样表面繁盛的高等教育背后埋藏着多少来自普通百姓的苦痛和泪水?
质疑大学高额收费的声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你们都听到了,可是,大学的收费还在一年一年地上涨,越来越多的大学依然在变着花样从学生身上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我们身上的衣,嘴里的粮都来自于父老乡亲的辛苦劳作,然而,这些一生一世劳苦的乡亲们数十年的收入还不够支撑孩子四年的大学费用,他们辛辛苦苦养活了我们,但他们却贫寒得连孩子的学费都无法支付,这该死的收费标准是谁制订的?是否举行过价格听证会?是否考虑到绝大部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也许你们可以找出千百条理由来进行辩解,但如果我们国度里的绝大部分家庭都感到供养一个大学生成为无法承担的负重,那么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收费标准一定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也承认,他夫妻的收入供养一个大学生有些困难,中国的高校收费的确有些高了。其实,高等教育的收费岂止是有点高了,而是高得离谱,高得足以让那些贫寒学子和他们的父母感到绝望,你们也意识到了,可是为什么不进行适度的修改呢?是大学教育真的已经完全市场化了,商品化了,还是我们的政府机构无视千百万贫困百姓的利益如草芥,无为而治呢?
其实,还有一件更为悲凉的事实在贫困山区蔓延。“背一屁股债读大学,读了大学还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工资也不高,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这或许是父老乡亲最为简单的辍学逻辑。在当今的贫困山区,“读书无用论”和“读书致贫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重。我们还是以事实来说话吧,在贵州支教的四年中,我亲眼目睹了辍学率一年高过一年的情况,居然有那么多有小学生辍学外出打工,中学阶段的辍学更如决堤之水不可遏制。我任教的那两个班级在初一时有190个学生,而三年之后仅剩下了90余人,每个学期我都会亲眼目睹数十个山里学生离开这所山村学校,离开我的班级,看到教室里不断空出的座位,你们难以体味到一个曾经激情满怀的志愿者心中的伤感和无奈,是谁制造了这样的境况,又该由谁来为此承担责任?
去年,我支教时成绩最好的一个学生林菊到深圳打工来了,接到她的电话,我真的感到很悲凉,悲凉的不仅仅是我付出如此多心血培养出来的学生终究没有完成学业,更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制度,高昂的收费不仅仅扼杀了山里孩子的前途,也扼杀了一个支教志愿者的努力和希望,直到现在,每每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感到失望。我已经尽力了,然而事情终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般美好,在这个城市里,有我的很多山里学生此刻正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劳作,他们提前离开了学校,汇入都市滚滚人流之中,她们本应当捧起书本的手却摆弄起冰凉的电器元件。林菊曾经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成绩越好,我妈就越担心,越烦我。”也许在很多人心中,这是一句平常的话,但我在心中,这是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的一句话,孩子说这话时眼中的泪珠,脸上的绝望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里,是我四年支教生活中最震撼良知的印记。尽管我向她的母亲承诺我会想办法资助孩子大学阶段的所有费用,但当我离开山村小镇后,她的母亲终究还是让孩子辍学打工了,她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孩子可以通过读大学,获取知识来改变命运,当然,我知道真正让她恐惧的还是大学阶段的天价费用,那足以让她全家整整劳作十余年不吃不喝才能凑齐。
当然,面对越来越多贫寒学子无法圆梦大学的境况,你们给贫困生提供了贷款。我并不否认这的确给部分学子打开了通往大学的门,但当老百姓连吃饭穿衣都很困难的时候,他们会让孩子背着一屁股债去读大学吗?更何况很多寒门学子在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就被天价的大学费用吓跑掉了。在我看来,助学贷款不是解决贫困学子上学的根本之策,这是一个表面上很温情但实际上很冷漠的政策,大学日子一天天地流逝,但寒门学子背负的债务却越来越多,他们走出校门,在就业形势越来越差的形式下,在毕业即失业的现状下,他们很可能要在漫长的还债路上艰难的行走很长的时间。
幸运的是,在中国,寒门学子获得了来自越来越多的人的关爱和资助。徐本禹,一个在贵州群山深处支教数年,把青春给了山里孩子的志愿者;丛飞,一个资助了一百多名孩子,癌症病魔缠身并因此付出生命的普通歌手,他们延续着山里孩子求学的梦想,他们曾经因此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然而,这些感动之中又包含着这个社会的多少凄凉,辛酸和无奈?这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天都会在《共同关注》这个栏目里介绍贫寒大学生的艰难生活,每到节目结束时,电视台主持人都会深情地呼吁更多的个人和团体参与到资助贫困大学生的圆梦行动中来。是的,贫寒大学生应当获得资助,我也会参与其中,但是,我必须说明的是,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群体参与到资助贫寒学生的行动中来,对于我们整个教育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歌颂的事情,这只能说是我们这个社会道德水平进步了,但教育制度却退步了,反映了一部分公民的仁爱善良,却映衬了教育制度的冷漠残忍。在我们一次次地被徐本禹,被丛飞的事迹感动的同时,我们的某些政府部门是否忘记了自己的应当承担的责任?是谁造成了读书成为绝大多数家庭无法承担的负重?是谁让大学成为收钞机?是谁才最应当为这些贫困学生提供资助?我希望我们的主流媒体在宣扬捐资助学的感人事迹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给政府机关善意的提醒,中国的大学,终究会被所谓的规模和所谓的产业化所侵蚀,所摧残,所颠覆。
依靠捐资助学始终都不是解决教育危机的根本办法,我甚至想,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大学生不再需要资助了,我们的每一个寒门学子都可以享受到公平的高等教育了,这才是教育之福,也是中国之福。大学本就应当这样,如果因为经济的贫困让一个个贫困学生在中学甚至小学就放弃了求学的梦想,是不是悲剧呢?
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让我们为那些有幸进入大学校园的贫困学生祝福吧,也让我们为那些因为家境贫困而提前终结大学梦想的千百万山里学生祝福吧,我也相信,知识未必就能改变命运,读书也不是唯一出路,在现实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形势下,打工或许是一条更适合贫寒娃了的出路,那里同样可以奋斗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当然,教育部的官员们,我更希望你们能行动起来,尽快剥下披在教育身上的那层薄如蝉翼的金缕玉衣,还教育一片纯洁的天空,必境,大学不是敛财工具,象牙塔里充斥着太多的铜臭味是可悲的,也是可耻的。
(后记: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我也许没有资格在这里对中国教育,对你们指手画脚,我也承认在中国搞好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教育官员和专家为此呕心沥血,功绩卓著。但是同样做作一个老师,我认为教育必须保持洁净之身,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做得最好,因为我们的孩子都要进入学校,都要接受教育,孩子不能成为商品。也许你们同样会认为这篇帖子只是一个老师的牢骚怨言而已,那也没什么,我相信这就是中国教育的真实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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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6-01 17:29
1。中华:
大约在5000年前,当中华民族开始形成时,其族称为“华”。汉朝以后,开始出现“中华”的族称。至19世纪末,作为近代民族学术语的“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也应运而生。虽然“华”、“中华”、“中华民族”这些族称之间小有差异,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即指定居于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
2。特指“中华民族”的中华:
近代以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
“华”肇始于中国历史上五帝时代之最后一帝舜的名字“华”。“五帝”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部落联盟时代。五帝时代的“帝”即部落联盟首领。“舜”是谥号,即死后所进的尊号。《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有虞氏”最初是舜所在部落的名称。“虞”本是帝尧时掌山之官,即部落联盟中负责管理山林及山林中鸟兽的部落世袭公职名称。中国上古有“以官为氏”的习俗,即以其在部落联盟中所担任的公职名称为部落名称,故称其部落为“虞”或“有虞氏”。在虞帝舜时,部落联盟向民族和国家发展。“虞”或“有虞氏”因此演变为朝代名称,如同夏后氏之称为夏朝。按先秦文献记载,有虞氏是中国历史上先于夏朝的第一个朝代,虽然这个朝代还带有若干部落联盟的痕迹。中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史书《尚书》,即以《虞书》为开篇。
3。华夏:
[1]历史:相传,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古时候,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自称“华夏”,或简称“华”、“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失华夏”。唐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连起来的确是个美好的词。“华夏”所指即为中原诸侯,也是汉族前身的称谓,所以“华夏”至今仍为中国的别称。
[2]地域:“华夏”是地域文化概念。这种观点分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以文化高低定名。文化高的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民族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反之,“中国”以外的四方的文化低的地区和民族,就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后来华夏不断壮大,凡是接受华夏文化的各个民族,大都纳入了传统华夏族的范畴,华夏成为中华民族的称号了。
另一种说法认为,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大致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后来,黄帝兼并了炎帝部落,又统一了其它各部,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华夏集团也因其连续的胜利,巩固了自已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古老的代表。
另一种说法认为,华夏实际上历史上夏族的一个分支。古老的夏族曾生活在甘肃、河南、山西一带,后来这个民族不断向四处迁徒,逐渐形成“东夏”、“西夏”、“大夏”三部分,后来大夏变为夏族的总称,也是夏族的美称。
4。小康:
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我国最古老的诗歌经典《诗经》中:“民亦劳动止,汔可小康”。这是“小康”一词在中国文化中第一次出现。《辞海》中,“小康:指家庭生活比较宽裕,可以安然度日。”
“小康”的引入:是邓小平首先用“小康”来诠注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实际勾画了中国1980年到21世纪中叶的发展道路,不仅预言了中国发展所能实现的目标,还确定了分步实施步骤,十六大报告对于今后20年的描绘,正是根据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把他的规划的第三步加以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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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好累,基本上就是这些拉,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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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6-01 17:34
“中华”的“华”肇始于中国历史上五帝时代之最后一帝舜的名字“华”。“五帝”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部落联盟时代。五帝时代的“帝”即部落联盟首领。“舜”是谥号,即死后所进的尊号。《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舜名姚重华,唐代学者张守节撰《史记正义》,释“重华”为“目重瞳子”,说是舜的眼睛有两个瞳孔,这种解释不合情理,难以置信。如果细究其源,“重华”的“重”,是远古少昊氏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名称。这个氏族在帝颛顼高阳氏时代担任过部落联盟世袭公职“句芒”(木正,相当于今之林业部长。见《左传·昭二十九年》)。重亦即舜所在氏族名称。“华”才是舜的名字。按照氏族部落传统,氏族首领的名称即全体氏族成员及其后裔共有的名称。在舜建立国家政权后,人们沿袭古老的习俗,以舜的名字称呼有虞氏朝族裔及有虞氏朝治理下的人民为“华”。“华”作为族称见之于《尚书·周书·武成》,意思是指先圣王的后代,这是初始的、狭义的内涵。而后来的“华”作为族称见于《北史·西域传》,意思是指所有的中国人。这是广义的内涵。以后,“华”作为族称从此流传下来,直到现在,成为约定俗成的对全体中国人的称呼。
“中华”一词,见于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其源可溯自“中国诸华”。“中国诸华”一语见于汉朝高诱注《吕氏春秋·简选》。意思是“中国诸圣人的后代”。在公元3—6世纪,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纷纷向中原汇聚,建立政权。当时,中原的中心地位备受尊重。内迁各族都表现出对中原传统的强烈认同意识。“中
华”一词作为一个超越当时汉族、兼容当时内迁边疆各族的概念被响亮提出。能否居中华正统,在当时成为一个政权是否能在社会舆论面前取得合法存在资格的潜在标准。因此,内迁各族所建政权均从血统、地缘及文化制度方面找到自己是圣人后代、理当居中华正统的根据。例如,鲜卑拓跋氏自述为黄帝之裔,见载于《魏书·纪序》;鲜卑宇文氏自述为炎帝之裔
,见载于《周书·帝纪》;铁弗匈奴刘(赫连)勃勃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强调自己的夏王室血统而称所建政权为夏等。甚至于远在漠北的柔然,当其强盛之时,也曾自号“皇芮”,宣称以“光复中华”为己任,见载于《南齐书·芮芮传》。同时,“舜为东夷之人”、“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西夷”等语,亦常出于诸君王之口,以明中华圣人本身也多有出自边疆族的先例。此外,也有的政权强调中华的地理内涵。居中华之地,居先王之国,理所当然为中华正统。
唐代在法律中正式出现“中华”一词。见于唐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由长孙无忌领衔撰文的《律疏》(后称《唐律疏议》)。其中,对其卷三〈名例〉的“中华”一词释文如下:“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意思是说,凡行政区划及文化制度自属于中国的,都称为中华。
与“华”类似,“华夏”的“夏”则来源于治水的大禹,禹名姒文命,夏后氏,禹子启建立夏朝。周代商之后用“诸夏”这个词来表示黄河流域的各诸侯国,用以和南方的楚文化国家相区别。秦汉之后“华夏”合称,与“中华”趋于同义。
小康”源自《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人民(因输赋税服徭役)已经很劳瘁了,差不多可以让他们休息一下了 。可见,“小康”的“康”,是指安乐、休息、安宁的意思。小康的说法用于对一种社会状态的描述,成为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上的一个 词汇,则见于《礼记·礼运》中引证孔子的一段话里面提到的。孔子在年底参加完蜡祭之后,登上门楼,喟然叹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